重庆法院判处首列未成年人以义务劳动替代罚金

义务劳动替代罚金

李晴决定在加油站下手抢钱的时候，才16岁。

他是贵州人，在重庆一所技工学校上学。这个年龄的孩子第一次离家，拿着生活费却不知道要细水长流，开学十几天，钱就都花完了。

2007年9月19日凌晨，在李晴的提议下，他和4个同学一起候在了一个加油站附近。他们抢走了一个提包，里面有一部手机，200元钱和一些日用品。在逃跑的过程中，李晴的一个同学被抓住了，之后，其他4人也被捉拿归案。

5个孩子都来自贵州农村，家里甚至付不起足额的学费。2008年案子被诉到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时，他们的家长都负担不起到重庆的路费，没法出庭。

“如果这个案子按照相似案例判罚罚金的幅度处理，那肯定会出现‘司法白条’。”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专职审委会委员杨飞雪说，这些孩子的家里根本无力为他们缴纳罚金。

他们还没有成年，还在学校读书。法院要怎么判才能实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、挽救、改造的原则，才能让他们将来顺利回归社会？

杨飞雪说，这确实是个难题。他们都是离家求学在外，监管条件不完备。如果使用非监禁刑，效果怎样无从考量。比如，这些孩子是不是真诚悔改，是不是不再有社会危害性，这些都无从评价。

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，是要在教化、惩罚与救济间求得平衡。但对未成年人采取非监禁措施，已经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趋势。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，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基本已成学界和实务部门共识。

“我们经过反复探讨，觉得可以把一定量的义务劳动纳入到判前考察中。”杨飞雪说，他们在义务劳动过程中的表现能让考察内容具体化，而量化的义务劳动也可以替代罚金，“把考察期放在了判决前，他们会对判决有期待，会尽力做好。”

适用条件苛刻，至今仍是孤案

2008年三四月间，在设置好的30天的考察期内，这5名同学都会在课后由老师带着以“志愿者”的身份到社区义务劳动，社区每天都有专人记录他们的表现情况。

“他们的变化很大，很有礼貌，”杨飞雪说，老师和社区居民对他们印象都很好，“除了考察人员，谁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，都以为是志愿者。”

考察期间，检察机关负责进行监督。“检察官会在不通知学校和学生的情况下，悄悄去看他们的表现。”杨飞雪说，考察期满后，检察官会把评价意见和量刑建议告诉法院。

一般来说，李晴这样的同类案件罚金幅度在2000元左右。不过，他们在考察期间的义务劳动是“计酬”的，“根据他们所从事劳动的性质，按照重庆市相近行业的工资标准，来替代一部分罚金。”杨飞雪说。

“他们义务劳动的过程和考察情况也详细地写进了判决书里。”杨飞雪说。2008年6月，李晴被判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宣告缓刑1年零6个月，并处罚金800元。

实际上，类似的行刑方式在很多国家都有适用。在美国，针对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项目中，有一项是对犯罪青少年的居中制裁，其中就包括赔偿和社会服务。在新西兰，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在社区参加有偿服务，利用休息日打工赚钱来赔偿受害人。

但是，3年多过去了，直至今日，沙坪坝的司法实践还是个孤案，同样的刑事处罚方式并没有再次适用。